回望半生
一早醒来，回望半生路，这种时刻的感慨，我懂。
人到中年，回头看走路，常常是感慨与沉淀掺半。
不知道你们能记得的最早的事，是哪一桩？我记得一岁十二个月的事。摇晃的车斗里，我睡著了。再醒来，满天星斗，夜凉如水，憋著一泡尿。还记得那五步台阶，要出门得先走完，后来才知道那是红薯窖的入口。还记得大箩筐套著小箩筐，中间填了新泥，砌成灶台，煮著汤圆。
说这些，不过是想显摆一下我这人“记心”好——我们那边，记性好，就叫记心。所以下面的事，你听听就好。人的记忆是会窜台的，我以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，也许是別人的故事，只是在我的脑子里扎得太深，被我认领成了自己的。
所以时间线可能有点乱，但它在。
一、滋你一身
还记得一个夏天，我们一帮小伙伴约著去爬树。树有好爬的，也有不好爬的。好爬的树，谁都抢，但他们总抢不过我，偏偏又死活不肯放弃。
爭的是那棵桑树——村里最老的一棵，该有六米来高。枝椏多，桑葚多，结出来的果子也格外甜。谁也不让谁。小孩子心里门儿清，哪一枝最好吃、结得最多，个个都清楚。
我抢先上了树。又不想让他们占太多便宜，便索性一口气爬到最高处，解开裤带，痛痛快快地开了闸。阳光下，那一股清亮的水流划出一道透亮的弧，滋了底下所有人一脸。
我以为他们会放弃？他们没有。小孩子的尿，能有多少呢？总有滋完的时候。总还有没被那古人唤作“童子尿”浇过的桑葚。
可回到家，他们还是郁了个闷——有路人看见了，跟家里的大人说了。那一晚，村里“黄金条”打小孩的声响和哭声，此起彼伏。
除了我家。
父亲那时在我现在也觉得很远的地方工作。嘻嘻，没人打我。
別家的孩子哭嚎著挨“黄金条”，那是被管教、被惦记、被牢牢看住。而我安安静静的，不是幸运，是那时候的我，本来就少了那一份在跟前的管束与牵掛。得意是真的，孤单也是真的。
二、人生记忆里的第一个光头
还有一年，母亲给我五分钱，让我自己去剪头髮。
我约了村里的小伙伴一起去，说好剪完一块儿回家。到了剃头匠那儿，我明明记得母亲说过是五分钱，可我性格外向，还是忍不住多问了一句，就想显得自来熟，跟人搭搭话。那剃头匠人也实在，一五一十地说：小孩光头两分，马桶盖三分，大人剪头四分，再加修面五分，说得明明白白。
我一听，心里立马打起了小算盘——剃光头只要两分，我能省下三分钱买零食吃。於是我想都没想，当场就大声喊：“剃光头！”
剃刀推过去，凉颼颼的，碎发落了一地。我摸著光溜溜的脑袋，心里还盘算著那三分钱能买几颗糖。
结果剪完回家，一路上被村里的小朋友围著唱儿歌，嘻嘻哈哈地取笑。“光头佬，光头佬，晚上走路不用灯，月亮照著你个光灯泡——”他们编著调子，前前后后地跟著我唱。整整闹了我好长时间，直到头上慢慢长出青桩桩的短髮，才算消停。
那一分钱的小心思、被小伙伴围追堵截的窘迫，还有揣著省下的钱跑去买零食时的得意，如今想起来，都成了暖烘烘的旧事。
年少时不知自己缺了什么，中年一回头，我才看见那空著的位置。只是如今回头再看，那空著的位置上，好像也慢慢长出些什么来了。是理解，是体谅，是我自己做了父亲之后才懂得的那份身不由己。就像头上那茬青桩桩的短髮，不声不响，却扎扎实实地长了出来。
三、池塘里的童年
七八十年代的农村，六岁以前的孩子，本就没什么男女大防的概念。一群小屁孩聚在村口池塘边，男娃女娃混在一处，个个脱得赤条条，嘻嘻哈哈、连拉带扯，扑通扑通跳进水里打闹。玩够了就爬上岸，赤条条躺在青石板上，暖烘烘的太阳晒在身上，那是我们不懂却实实在在享受著的日光浴。
我们这些小小孩哪有什么正经游泳老师，我们的教练，常常就是一根长竹子，或是一条牛尾巴。抱著粗竹竿往水里一趴，手脚乱蹬，慢慢就敢放开手；跟著放牛的娃拽著牛尾巴，让老牛拖著在塘里游，呛几口水、扑腾几回，天生的水性就这么练了出来。没有泳圈，没有章法，全是野路子，一身光溜溜的身子，在水里、在太阳底下，活成了最无拘无束的模样。
万幸的是，那时候的日头还不算太毒，没把我晒坏。
但有一件事，我记了很多年。那时候我望著一起晒得黑黝黝的伙伴，心里偷偷比较过。比谁白，比谁高，比谁跑得快。后来比的东西慢慢变了。我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小时候日头太毒，晒焉了，晒坏了。那担心是真心的，但真心底下，藏著一层我自己都没察觉的东西——我担心他不行，是因为我怕自己也不行。比较这件事，贏了才有资格担心別人。
我那时候不懂。我只知道我贏了。
那点贏了的得意，我藏了很久。久到后来想起来，都分不清是忘了还是不想记。现在写下来，是第一次。
四、那一针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村，没有固定的接种点，也没有规范的流程。防疫全靠乡医背著药箱，沿村路巡迴，挨村接种。
没有冷链，没有一次性针具。疫苗装在安瓿里，针管反覆使用，开水烫过就算消毒。乡医走到哪，接种点就在哪——田埂上，晒场边，村口的石墩旁。
一进村，喊一声“打预防针”，各家各户的孩子就被大人拽了出来。哭的、躲的、挣扎的，被死死按住，胳膊一露，针头扎下。剂量全凭经验，没有严格核对，手一抖，药量就多了几分。
那时没人懂减毒与灭活，只认预防针是防病的。可偏偏有孩子，那一针打过了量，疫苗里减毒的病原体没能被身体压制，预防未成，反倒直接致病。
没有精密仪器，没有应急处置。孩子烧起，病倒，大人只当是命不好。
而我，就是其中一个倒霉孩子。
但这倒霉孩子当时只是因为在村里孩子面前装勇敢而已——別的孩子哭爹喊娘、扭著屁股想跑，轮到我，我挺起胸膛走过去，袖子一擼，胳膊一伸，眼皮都没眨一下。乡医大概也觉得稀奇，一边扎针一边夸：“这娃儿胆子大，將来有出息。”手上那一下，就多停留了几秒。
再加上我自己的问题——那时候我蹲在地上玩泥巴捏泥人，手脏得跟刚从煤窑里爬出来似的，指甲缝里全是黑泥。打完针也没人想起来要消毒针眼，我抹了一把鼻涕就又蹲回去接著捏我的泥人。
各种原因堆在一起，量多了，伤口感染了，针眼周围先是发红，然后发烫，再然后整个人烧起来。
万幸，当时父亲从远方调出来，在县城卫生局工作，我才捡回了一条命。
活著的感觉真好。
一条村路，一只药箱，一支反覆使用的针管——一段简陋到粗糙的防疫记忆。那一针多出来的药量，成了时代里无声的伤痕，也成了我这辈子，最真切懂得“活著”二字的一刻。
得意是真的，孤单是真的，痛是真的——活著的感觉真好，也是真的。